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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根情感回忆录

草根情感回忆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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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类型:言情小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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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简介

讲个人成长历史,个人对国家、亲人、朋友、老师的情感经历,真情实感,不说假话,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感恩和独立认识,与目前党中央提出的文化建设要求,有“和而不同”、异曲同工之妙。不是报告文学,更不是小说,而是真实的情感历史记录;文章架构,标新立异,跌宕起伏,蔚为壮观;文字口语化,娓娓道来,妙趣横生,引人入胜。

推荐阅读指数:★★★★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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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试读

父亲童年时,祖父母带着他和另外一个大姑、两个小姑生活,非常艰难,迫不得已,大姑早早嫁人,把最小的送给了别人,然后,祖母给人当奶妈。11岁那年,房屋被火烧,祖父母都外出打工,小姑被寄养在二祖父家,父亲随二祖父家的船一道外出搞运输,他在船上做饭。12岁,他又去成都学卖面。13岁回家读书,难认的繁体字让他几乎“颗粒无收”。14岁出去打工,十五六岁,开始往家里挣钱。之后,家里又添了两个叔叔。尽管家庭仍然处于贫困状态,由于父亲与两位老人的努力奋斗,家境还是开始“松活”起来,住房扩建到3间。

1942年,22岁的父亲与不足17岁的母亲结婚。

母亲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(现在叫崇州)三江乡桂瓦窑村,母亲出身也贫寒,她的兄弟姐妹,我见过的是8个。自幼失去父亲,由其母亲和兄长拉扯长大。她没有缠过脚,没有读过书,因为自小就要参与体力劳动,无论是家务,还是田间地头。大舅还是木匠,制作木桶、桌子、板凳之类,木料要从市场上买原木来自己改。所以,母亲很小就开始拉锯,锯改木头,养成了吃苦耐劳、艰苦奋斗的优秀品德。

1944年前后,由于邻居家失火,导致我们家的房屋被烧两间。家境回到贫穷。父亲仍然常常在外面“帮人”,现在叫“打工”,比如弹棉花、撑船等。有时也做点小生意,比如,在本地买猫,日夜兼程,挑到几百里外的雅安、康定等地去卖,再买当地土产回来卖。还在近处做些其他小生意,早出晚归,肩挑背磨。父亲去世前几年,我每次给他老人家搓澡总会看见他腰椎部位突起的包块,那就是,解放前后那些年做生意,用竹编夹背子背东西,比如鸡蛋、玉米等,腰椎部位被夹背子磨起的小拳头般大小的包块。

母亲当然是父亲的劳动“助理”。由于营养不良、怀孕劳作等原因,母亲生产的前两个男婴,都夭折了。我幸运,活了下来。

我老家在四川新津县文井乡张场上街。解放时,我们家有一间瓦房(两进),其中一进是铺面,并列另一间是“灾后重建”的草房,相当于两进,壁和门都是竹笆笆。还有并列一通宅基地。一条丈余宽的沟渠,从屋基地后面绕过。鱼翔浅底。大家都挑沟渠里的水回去做饭,也在沟渠边清洗衣物。那片空旷的屋基地,以前是有房屋的,被火烧了。它与街道的闸门相接。闸门外面还有一家邻居,姓陈。陈家对面是间大厕所,当时叫“毛房”。再过去,一些竹、树,然后就是沟渠上面的石桥了。石桥名叫乌龟桥。桥头立有一碑。经常有人在那里燃点香烛,摆着酒肉,遇到过往的人,就拉着,喝酒吃肉,让他做孩子的干爹。因为算命先生说了,孩子需

要个“撞门关”的干爹。

解放前,晚上是要关闭闸门的。为的是,保证街道内部人家的安全。父母说过,解放前,“棒客”,就是抢匪,很多。我们家后门对面,即沟渠那边人家,就多次遭棒客抢。棒客都是晚上行动,而且,都要搽成花脸,避免被认出。

我们家向左,斜对面,也是闸门。闸门内侧,是一个“太平缸”,方形,约一丈见方。平时都装满水,以备灭火。

解放时,奶奶摆个小摊子,卖花生、胡豆、香烟、糖果之类,算是“商业人口”,没有分田,此外,我们家7口人分到了田。生活开始稳定、好转。

可能是为了逼我的父母奋发图强吧,1952年,刚有了我第二个妹妹就分家。爷爷奶奶留下我的两个叔叔,把我父母和我们三兄妹共5口人分出来。实际上,据母亲说,分得的“家产”只有5个碗,5双筷子,一条3只腿的板凳,一张破床,一张弹棉花的弓,两挑半稻谷、5斗玉米,2.7亩田,0.9亩地。租别人家房屋。一贫如洗,可以说是“白手起家”。

分开过,奶奶仍然耍她婆婆的威风,有一次我就看见,她拿着什么家伙来到我家门口,骂骂咧咧,要打我母亲。母亲仍然“骂不还口、打不还手”,走以避之。

1953年,仅一岁多的第二个妹妹发高烧、病故。那个时期,农村医疗水平还是很低的,仅仅靠中草药和土办法(比如烧灯花、刮痧)治病,所以,儿童死亡率仍然很高。医疗管理方面,整个五十年代有个非常温馨的事就是,到处的墙壁上都写着“治病不如防病”;春节前夕,乡卫生所的医生们要进到各家各户去检查卫生,然后,在家家户户的门上贴上“最清洁”或者“清洁”或者“不清洁”。各家各户为了达到“最清洁”,检查前绝大多数都彻底打扫。

同时还检查每个家庭门口是不是有一箩篼消防沙。

1953年,是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,城市和工业对粮食的需要量大增,据资料记载,粮食缺口87亿斤。政府用什么办法解决呢?推行统购统销。开会,号召大家“认购”,把“余粮”卖给国家。“认购”不足就不散会。“积极分子”给我们家算账,要求我们家卖480斤粮食,父亲被迫卖250斤。好在后来父亲“纠缠”着干部,实事求是反映自己家粮食缺口大,要求“返销”,当时的乡长叶海泉批准我们买回400斤。这样,我们才在那年头顺利生活过来,而且,还在青黄不接时,帮助祖父母度过了饥荒。感谢统购统销!

可是,许多人对当年统购统销有意见,因为,许多地方征了“过头粮”。毛主席对此有讲话的!我的体会就是:“干部素质是决定因素。”喜得好我们遇到了叶海泉这样能够实事求是的乡长。不过,正是因为能够实事求是,所以,他一辈子都不得志。1958年被派去“大炼钢铁”,1959年成为“反右倾”对象,1960年腿脚浮肿,文革期间曾经被打成“反革命”,最终在乡供销社主任的位置上退休,2006年去世,享年86岁,我去送了花圈,跪拜。

1952年成立供销合作社,要农民“入社”,其实是掏钱“入股”。现在,我还保存着有关凭据。

可能是1953或者54年,政府号召农民买公(国)债,农民哪来的钱买?也是开会动员,分配任务,费老鼻子劲了。

统购统销,让国家领导人感觉“统购”太费劲,人力“成本”太高(以前我只是这样猜想,最近读《党史》,《党史》上面也是这样说的);加之农村出现贫富分化的苗头,于是,1954年下半年推行农业合作化。是不是与动员买国债太难也有关系?

农业合作化推动了农业生产种植水平的提高,比如红薯、马铃薯的种植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。当然也制止了“两极分化”的趋向。

1954年农历冬月初七中午,第三个妹妹出生成为“二妹”。母亲说这个“二妹”来的正是时候,有福气,如果晚一两天,就得不到合作社的口粮计划了。谁知道,也是因为发高烧,“二妹”留下后遗症,可以说,一辈子与疾病斗争,不幸,于2009年意外去世。好在留下两个很争气的女孩子。

那个时期,农民还是很艰苦的。

比如,缺少烧的。没有煤,农民把农作物秸秆收拾得干干净净,也是不够烧的。麦草要盖房,稻草要喂牛、铺床、也用作盖房等,所以,家家户户的妇女,每天,特别是冬天,天不亮就起床出去“捞柴”——用“草筢子”捞取枯败的树叶、竹叶。扫地得到的细渣渣是要收集起来作肥料的,能够燃烧的渣渣,就要收集起来作燃料用。无怪乎后来的“食堂化”把许多树木砍来烧了,甚至把一些房屋也拆来烧了。我家附近的两个闸门,闸门外面的毛房,陈家的房屋(男人死了,女人带着孩子改嫁了),都被拆去烧了。

比如,缺少肥料。家家户户都备有箢篼,随时随地收拾地上的鸡屎、狗屎。大约是1957年,我看见的一个场景永远难忘。有个老太太,我叫她大奶,她家距离我家两百多米。某天吃早饭,她端着碗饭串到了我家门前,边吃边与人聊天。突然,从门前街中间走过的一条水牛停了下来,拉出一堆牛屎。赶牛的人例外没有带箢篼。见此情景,街上几户人家都有人进自己家拿箢篼。我那位大奶,急中生智,飞快刨干净碗里的饭,赶在别人前面,把那堆牛屎堆进了自己的斗碗里,得意地笑笑,表达之意是,你们哪有我快!年老的生于农村的人可以回想,一帊牛屎有多少,就可以想象老太太的碗有多大,饭量有多大。

至于菜,有时候只能用干辣椒蘸盐下饭。

尽管这样,由于有父亲的手艺,靠着父母坚苦卓绝的勤劳和节俭,我们还是有稳定生活,粮食基本够吃,过年时小孩可以添置新衣服。大约是1956年冬天,给我买了新胶鞋,让周围邻居羡慕,我也自豪得不得了。生病,可以找医生看;上学,交得起学费。有了积蓄,1957年,就有了买房的想法——尽管冬月又添了三妹。当然。生活仍然非常俭省,“一分钱掰成两瓣花”,除非在外地,父亲从不自己“下馆子”,什么东西都要母亲买回家,大家吃。他深深地爱着亲人。

母亲做活路是一把好手,与男子汉一样干“打拌桶”之类的农活。积青肥,插秧子等活路,她总是遥遥领先。最难忘的是,她煮猪食总是一晚到亮地整,晚上要多次起来操作。田坝里收谷桩,挽草把子等活路,基本上都是披星戴月干。勤劳一生,奋斗一生,宽宏一生,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慈祥母亲。

在1958年“扫除文盲”运动中,父亲刻苦学习,被评为积极分子代表,到县里参加表彰大会,戴着金光闪闪的奖章回家,非常开心啊!

1958年搞人民公社,我们租住的房屋成了“大队部”,我们家6口人另租房屋居住。10月,搞“食堂化”,家里面所有粮食必须交集体,流行着“吃饭有食堂,花钱有银行,共产主义是天堂,人民公社架桥梁”的痴心妄想。幸好父母不相信这些,隐瞒了一担稻谷。

我现在知道,毛泽东主席从1958年11月就开始调查、纠正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的“左倾”错误,但是,错误并没有得以纠正。进入1959年,公共食堂库存空虚,粮食不足,于是,实行低定量饭票制度,或者吃稀饭,当然也是限量。由于没有自留地,没有菜,更没有油荤,只吃从食堂领回的熟饭,难以止饿。甚至曾经就没有饭分,只有胡萝卜等。隐瞒的一挑稻谷,起了大作用。父亲放哨,母亲用石磨,速战速决,三两分钟磨出一碗稻米,筛去粗糠,煮成香喷喷的“全营养粥”。

现在的人们,反思“食堂化”与“浮夸风”等发生原因时,已经知道把1957年的反右“扩大化”联系起来——“扩大化”让人们不敢提反对意见。我这里补充的是,“浮夸风”与“食堂化”之前,农村有过“劳教队”,就是乡政府把那些“有问题”的和“捣蛋”的人,集中起来劳动教养。这些人就集中在我家隔壁,白天劳动,晚上,队长训话。现在,我还记得起那个队长的名字和形象,他如雷贯耳的训话声音,至今让我感叹。看来,这个“劳教队”措施,如同“扩大化”,是“杀鸡儆猴”想让人人都成为“驯服工具”,是为了给“食堂化、浮夸风”以及把粮食、生猪调走扫清障碍也!

调走粮食、生猪,当时官方的普遍说法是因为苏联逼债,国家争气,人民勒紧腰带省吃俭用还债。人们相信这种说法,因为,五十年代世界分为两个“阵营”,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严密封锁,我国只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交往,苏联确实给予了我国许多援助,我国确实欠苏联许多债务。国人的传统观念是,不能欠债。欠债,绝不是光彩的。

1960年,社员口粮更少,“低标准,瓜菜代”,有时就没有东西分,只好吃野生植物,筛谷糠充饥,肚子好象成了“无底洞”;出现了许多“浮肿病”患者,皮肉浮肿,浑身无力,许多老弱病残招架不住,提前去“见马克思”。有些人吃糠或者别的什么,“出口公司”卡住,拉不出来,非常痛苦,有的甚至胀得死去。对老百姓来说,或者说,在我们那里的老百姓心里、嘴里,“六零年”三个字,成为了饥饿的指代,磨难的标志。后来,一提起“六零年”,人们总有余悸在心的感觉;同时,也充满对“苏修”的仇视,对假话的鄙视。对于“三年困难时期”或者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说法,那是官方语言,应该是就全国而言。当然,说次数多了,也就成了“群众语言”了。

“公社化”初期,父母下半年弹棉花弹铺盖,挣的工钱由集体收。“食堂化”闹饥荒,有能力弹铺盖的乡亲,都是有点“权利”或“门路”的。父亲干完他们的活,他们总是能悄悄地给半斤米或是一捆菜什么的;上半年,参加集体的船运输,或者船修理,能够多得点粮食蔬菜什么的,这让我们一家6口健康活了过来,没有过浮肿,并且,接济了祖父祖母。当年,父亲让我给祖父母送馍——从修船集体那里“剩”回来的——情景还历历在目。祖父毕竟年龄大了,没有“扛”过来,在社员们“大兵团作战”的1960年春季,他静静地驾鹤仙去,享年72岁。父亲承头安葬了祖父。

1961年五六月份“食堂下放”,还分了点自留田(地),对那些胡作非为、民愤大的干部作了处理(有的定为坏分子),情况开始转好。8月9日,花80元买下一个光腔腔的街房;接着就帮助大叔叔(上完学参加工作不久)找对象,处理或者解决“对象过程”中的问题。办这些大事,接待人都是煮厚皮菜南瓜稀饭“随便舀”,还有鸡蛋吃,在当时是“高生活水平”。由是,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父亲重复了无数遍的“金玉良言”——天干饿不死手艺人;而且下定决心必须要作一个有真才实学的“手艺人”。

1961年秋后,“政策”作了调整,规定我父母每天给生产队交2元钱,评20分工分,而生产队核算时,10分工仅仅价值0.20元多点。(农田里干活,有两种以上的评分办法,一是,按照劳动定额计分,一个人一天可能挣十分二十分甚至三十分,二是没有定额的,根据劳动时间、年龄、性别等区别计分。)剩余的就是自己的,带有承包的味道,这在当时是“资本主义性质”。62年三月,又添四妹;65年八月,再添五妹。家里还有奶奶,轮流由父亲他们两弟兄赡养。父母亲熬更守夜多创收,下半年,每天晚上12点才睡觉,凌晨4点过就起床,只睡4小时,一般人很难想象。父亲受着职业病的威胁,每天令人揪心地咳嗽。

五六十年代,除了1960年61年出生率非常低以外,其他年份,出生率都高,“成活率”也逐年大幅度提高,为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“人口红利”提供了准备;那个时代人们的艰苦奋斗,后人不应该忘记。现在,这些“红利人口”依次进入“老龄化”了!

1965年,我到北京上大学。下半年开始,搞“社教”即“四清”,每天晚上喊开会,生产队长总是首先来叫我父亲去。背着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”名声的父亲到会场一看,空无一人;等得心里发慌,悄悄又“摸”回家,关起门争分夺秒弹他的花。不一会儿,队长赶来发火了:“叫你在那里等着,咋个又偷跑回来弹资本主义?”

社教来,社教去,我父亲“顽固”坚持说他凭劳动挣血汗钱养家糊口,满足群众生活需要,还向集体“进贡”,就是社会主义;什么资本主义,没有见过,也干不来。所以,我行我素,你批你的,我干我的。工作队也受到感动,运动后期终于宣布:“贫苦农民凭劳动挣点油盐钱,是可以允许的。”

人民公社时期,生产小组的水稻田,几乎年年由他当放水员。因为他瞌睡少,可以没日没夜地在田野跑,而且,责任心强。秋收以后,就开始集中精力搞副业——弹棉花,加工棉絮。“郑弹花匠”,方圆几十里,远近闻名。

七十年代,我父母(当然还有家人适当协助)一天能挣10元钱,交2元评20分参与生产队分粮食。其余8元(一个月则240元,秋后四五个月时间)改善家庭生活,还努力养猪。“一头猪就是一座化肥厂”,肥料作为投资,也参与分配粮食。1974年前后,我家3个猪圈,一年出肥猪八九头。国家返给部分肉票,奖励粮票、布票等。我父亲的“经济学理论”是,多吃肉就少吃饭,宁肯把许多粮食拿来喂肥猪。所以,我家基本上是,吃肉隔顿不隔天;基本上不吃剩饭、剩菜,因为剩饭剩菜都喂猪了。而许多农民,却不得不把国家返给的肉票、布票、粮票等,拿到“自由市场”去卖,换钱花。

我们家一天能够挣多少钱,有人在观察、估算,当然也眼红。1975年,县里组织工作队下乡。秋后,农村里以“农业学大寨”名义,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,于是,工具收缴集体,弹花作业迁到公房;人员“掺沙子”,再增加开票的;敲钟“上下班”,这不就是“社会主义企业”了吗?可是,老爷子不买帐,暗地里再制作了一套工具,放到离家较远的朋友家,利用“下班”时间,像电影里的“地下党”,了一套工具,放到离家较远的朋友家,利用“下班”时间,像电影里的“地下党”,偷偷到朋友家取出工具去“业余兼职”。

“割”了一年(其实是几个月),干部们算了“政治帐”再算“经济帐”,一合计,“尾巴”还是复辟吧——交够集体的,就是自己的。

“农业学大寨”,我是拥护的,但是,1975年的“学”是“形左实右”的,包括所谓评“大寨分”的方法和全国去大寨参观的措施。

评“大寨分”方法就是,取消劳动定额,根据出工时间和劳动力强弱,“自报公议”,一般是男的全劳力10分,女的8分等。实行几个月,效果不好,还是回复以前的办法——以劳动定额计分为主。

一直到父亲超过了60周岁,1982年“分田到户”后,才没有向集体交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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